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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场景、新服务 人性化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1000多年前，诗人和音乐人都前往长安寻梦。今天，这里也是国人寻梦的地方！”陶醉在露天公益表演中的李先生这样说。华灯初上，西安大唐不夜城里大小不一的舞台上，艺术家们用生动的演绎和有趣的互动带着游客穿越古今，让人们真切感受从古代长安到现代西安，这片土地上流淌的文化。

　　在陕西各地，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其中一系列服务新场景的涌现就是重要特色之一。2022年1月，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鼓励改革创新，倡导特色化、个性化服务，不断提升公共文化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度。

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地下沉浸式怀旧场景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最后一百米”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近年来，走在铜川市的城区及乡村，人们会被书画公园、城市书房、文化大院等崭新的文化服务空间所吸引，会因“铜川有戏”“360°看铜川”“宏显大舞台”等走心的文化活动而驻足，会为“云端到指尖”“文化大餐自己点”“云游铜川”等便捷系统的数字化服务所叹服。2019年3月，铜川市成功迈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序列，全市呈现出示范区品质发展、均衡发展、开放发展、融合发展的局面，创新发展探索实践成功经验竞相涌现。

　　“家门口”的文化服务站，是铜川宜君县按照全域公共文化服务区创新发展规划，旨在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激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实现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家门口”的文化服务站，采取“社区+小区”服务模式，整合社区、小区优势资源，指导社区在做好经常性群众服务工作的同时，有效拓展和延伸服务功能。

　　“社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作用，科学规划，统筹调度，将小区内‘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等相关组织机构有机融入‘家门口’的文化服务站，形成文化服务、文明实践、党群联系等综合服务合力。”宜君宜园社区的工作人员说。

　　“‘家门口’的文化服务站，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虽然规模不一，却均具备阅览室、儿童驿站、棋牌室（传习室）、茶饮休闲区等服务功能，有效地解决了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老少难’问题。”铜川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文化服务站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百米”供给，实现了文化服务均衡化发展。

　　用旅游新场景赋能公共文化服务

　　在大唐不夜城，“不倒翁”轻语浅笑别具韵味，“李太白”斗酒诗百篇、敦煌飞天引人注目……作为西安的一张文化旅游名片，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将唐代历史文化元素渗透在街区的每个角落，以优美的环境吸引游客驻足。

　　挖掘街区丰富的文化资源，扩大公共文化服务外延，提升街区整体文化体验，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易俗社文化街区作为曲江新区新型公共文化街区，赋予街区文化体验、旅游休闲等多重功能，实现空间美化、服务舒适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文商旅融合发展。

　　易俗社文化街区以秦腔文化为特色。作为秦腔文化载体，秦腔戏台在一年时间里，共表演秦腔近500场。除了专业秦腔团体的秦腔公演外，易俗社文化街区更挖掘培育了一批西安本地民间秦腔自乐班，一年间，街区开展自乐班40余个及专场演出440余场，打造属于西安人的特色常态化惠民演出。

　　“曲江将继续把公共文化空间创新打造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重点之一，因地制宜，在建设主体、空间标准、设施布局、功能设置等多方面创新实践，激发新空间文化活力，继续打造新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线上+线下” 文化惠民不减量

　　“我坐在自家热炕上，拿着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宝鸡当地的秦腔戏，这些演员可都是我的偶像。”家住宝鸡扶风县法门镇农林村的戏曲爱好者李贺林每天都关注着手机上的“云演出”。足不出户，一样能够欣赏到精彩的戏曲表演。

　　秦腔在西府大地流传较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宝鸡市戏曲剧院院长邰凯丰说：“虽然是线上演出，但从演员化装到舞美、灯光等，我们丝毫不敢懈怠，要让咱乡党们欣赏到水平不减的秦腔表演。”

　　宝鸡市文化和旅游局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2022年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的通知明确提出，要采取小分队、流动舞台车以及线上直播演出等形式，推进文化惠民项目。

　　从2022年10月20日以来，宝鸡各县、区组织线上直播200多场，舞蹈、戏曲、小品、儿童剧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累计100多万人次观看了线上直播演出。线上线下相结合，宝鸡各文化单位进社区、进乡村，确保文艺演出不断线、文化大餐不减量。宝鸡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段军林表示，要大力实施文化惠民项目，精心打造文化服务品牌，不断巩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成果，努力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优、精品生产能力强、城市文化美誉度高的西部文化强市。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发展成果与市民和游客享有的幸福生活密切结合。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除强调均衡发展、开放发展外，还要注重品质发展和融合发展。”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说。（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毅 文/图）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