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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四部曲” 争做高素质宣传好干部******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高校宣传思想队伍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中、西方在新闻传播领域竞争激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争夺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一个战略性问题。高校宣传干部要围绕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首要问题，驻足“立德树人”的使命之根，站在“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政治高度，把握历史主动，增强战略思维，不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活学活用中、在具体工作中落地生根。
一、讲立场、重实效、奏响“主旋律”
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就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高举旗帜、紧跟核心。高校宣传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明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三个务必”，讲好“三件大事”，奏响主旋律，忠诚履行维护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权这一职责使命。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通过网络渗透等手段，妄图在网络空间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校宣传干部必须抓好抓准校园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占据网络宣传思想阵地的“制高点”，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网络虚拟社会绿色健康发展。高校宣传干部还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教育工作真正贯彻落实、取得实效，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精细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部署上来，落实到推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具体工作中来。
二、悟理论、强本领，当好“指挥家”
高校宣传工作者要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论魅力和实践力量，吃透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握其中蕴含的精髓，当好指挥家。首先，要提升指挥的能力。宣传思想干部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头上或其他专长上可行、可精、可信，要有“几把刷子”，才能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宣传指挥家。必须刻苦磨练文字功夫，提高创作水平，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学会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阐释好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使自己的宣传本领紧紧跟上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的步伐。其次，要用好宣传工作“指挥棒”，善于调控宣传节奏。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不能如倾盆大雨般一涌而下，要加强对宣传内容、宣传进程、对象情绪的调控，做到“精准滴灌”，只有挥动好了指挥棒才能使宣传节奏张弛有度、错落有致；在注重宣传效率的同时紧密贴合国家、社会、学校的实际情况，使宣传要素搭配合理、衔接自然、融洽统一。还要实时关注宣传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强调查研究，针对问题寻求改进工作的有效途径，使宣传过程呈现动静有序、迂回婉转的流动美，做到贴近现实、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让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更“接地气”。
三、汇主体、聚民力，组好“合唱团”
高校宣传干部是高校思政工作队伍中的重要力量，要贯彻“大思政”理念，组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的“合唱团”，实现多渠道交叉融合，多主体协同育人。要汇集多方主体的教育力量和宣传力量，带动高校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积极主动学习和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组好专家、教授专题宣讲团，培养网络微宣讲能手，充分发挥青年党代表、团代表、党团干部的各自优势，讲好新时代的故事、党的故事；探索“家校政行企”多元主体协同宣传机制，打造“点、面、块”的立体融媒体宣传格局，汇聚宣传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用榜样来振奋人心、凝聚民心、鼓舞信心，是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有效方式。除了宣传“大人物”外，还应寻找“小切口”，发掘高校师生身边生动的典型，聚焦“湖湘青年英才”“青年五四奖章”“最美大学生”等优秀师生典型，用一个个身边的鲜活实例彰显新时代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投身祖国建设的青春形象，激励广大师生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不断提高宣传工作的可信度、感染力。
四、多形式、浓氛围，建好“大舞台”
打造全方位、多形式、氛围浓的宣传大舞台，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地“声”入人心。首先，要创新舞台理念。要在把握规律、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革新工作理念，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灌输上，要能共情，有共鸣，推进手段创新、形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创新、载体创新、话语体系创新。其次，要优化舞台节目。在宣传内容上要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做到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优化内容导向，适应时代要求、符合师生需求，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再次，要丰富舞台风格。线上线下双向联动，通过“青年学子微讲堂”“师生热议二十大”“二十大知识竞赛”“00后宣讲团”等高校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精准精确、高质高效地展开宣传工作，激励高校全体师生争当“学得好、用得活、理论全、本领高”的“尖子生”。最后，要渲染舞台气氛。营造学习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浓厚氛围，让党的二十大的光芒照进广大师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用“定点式”“入户式”“展演式”等方式讲好党的二十大的故事，以“菜单式”宣讲做好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后半篇文章”，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富有创造性。
在新的赶考路上，高校宣传干部要把握大局，聚焦培育时代新人的使命任务，抢抓机遇，把“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为行，始终将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喇叭牢牢掌握在手里，在宣传工作中用心、用情、用力，做到既为一校增光，又为全局添彩，演奏好党的二十大交响序曲，奏响新时代奋进最强音。
（作者陈丽荣系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2021年高校网络教育名师，主持项目《大数据时代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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